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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失政:“二十一条”百年祭 (评论: 対華二十一ヵ条要求とは何だったのか――第一次世界大戦と日中対立の原点)

字号+作者: 来源: 1970-01-01 08:00 我要评论()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

一战初期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德之战,恐怕已被很多人遗忘。1914年9月,日本在加入协约国,对德宣战后不久,便派遣两支军队分别从山东省南北登陆,一路势如'...

    一战初期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德之战,恐怕已被很多人遗忘。1914年9月,日本在加入协约国,对德宣战后不久,便派遣两支军队分别从山东省南北登陆,一路势如破竹,10月31日开始两面夹击青岛租界。七天后,德国守军不支,青岛陷落。于是继日俄战争后,日本又以270名士兵阵亡的微弱代价,打败了另一个欧洲强国。300名德国战俘后来被引渡至东京,在浅草本愿寺前举行的“祝胜会”上,犹如战利品般沿道排列展示,任由日本民众观赏,其盛况犹如“午门献俘”。
    但武运昌隆的喜悦,并没有提振低迷的经济。献俘次日,日本国内米价及股价仍然继续下跌。当时福泽谕吉的得意门生、《天演论》的日文译者高桥义雄,采访了不少日本的政商界名流,结果发现这些精英人士大多对未来忧心忡忡。在他们看来,无论日本暂时获得了多少利益,终究是不稳定的。因为在欧洲主战场硝烟散尽后,列强必将重返东亚,类似于“三国干涉还辽”的屈辱,以后说不定会重演。所以当务之急,就是尽快与相关国家签订正式条约,以巩固的日本大陆权益。
    若仅看青岛之役后日本的一系列外交动作,包括“二十一条”及“巴黎和会”,会让人误以为其最为觊觎的就是山东。至少在五四运动时期,喊出“还我青岛!”“废除二十一条!”等口号的爱国学生们是这么想的,这也是长久以来中国大陆历史教科书上的定论。但是京都大学教授奈良冈聪智却发现,在是否对德宣战、以及向北洋政府索取哪些权益的问题上,日本国内其实分歧极大。更为重要的是,日本提出“二十一条”乃是声东击西,其真正目标并不是德国手中的山东,而是刚从俄国夺来的满洲。
    这本《对华“二十一条”是什么: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中对立的原点》去年的出版,恰逢此条约签订满一百周年,故不但引发热议,还一举夺得了多项学界大奖。早在攻读博士期间,奈良冈便潜心研究加藤高明。在这本新书中,他继续以这位东大法学部出身、1924年问鼎首相的政治人物为切入口,通过对于中日英三语档案、报刊、日记的研究,将日本酝酿“二十一条”的历史纵深,向前延伸至1904年的日俄之战。作者认为,此条约固然对中国毫无益处,但对日本自身的影响也是致命的,称之为“世纪失政”亦不为过。

    1904年2月8日,日俄战争爆发。在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,日军以“皇国兴废在此一战”的破釜沉舟之势,击溃劳师远征的俄国海军,次年逼迫其签订《朴茨茅斯条约》。日本不但因此一举成为“一等国”,抑制了俄国势力的南下,还得到了库页岛南部以及满洲租界权。但不少日本民众却对条约内容非常不满,他们认为,在付出了巨大伤亡惨胜后,政府居然没有像《马关条约》那样让俄国赔偿军费,是巨大的外交失败。条约签字当晚,大批群众聚集在皇居外的日比谷公园抗议,后来演变为大规模骚动,最终以政府的戒严令收场,史称“日比谷烧打事件。”
    当年年底,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郎、内田康哉,与清国代表庆亲王、瞿鸿基、袁世凯交涉,正式达成《北京条约》。条约正文规定,日本取代俄国继续租借辽东半岛和南满铁道,但必须在1923年和1939年租借期满时返还中国。附属条约则给予了日本自由进出东北港口、在鸭绿江沿岸采伐森林等利益,交换条件是日军撤出辽东。与基本遵循国际法的正文不同,附属条约是在秘密交涉后签订的,明显有利于日方。而且奈良冈发现,《北京条约》不但“内容有歧义,而且暧昧不清的地方有也不少”,而这无疑为日后“二十一条”埋下了伏笔。
    而晚清政府签订《北京条约》,颇有联日拒俄的考虑。实际上1898到1908年间,是中日关系的全面改善期。一方面,当时近卫篤麿、犬养毅等政治人物对中国友好,倡导“中日提携”。另一方面,甲午战败后,中国知识阶级开始借助日本这一中转站,全面学习西方。大量留学生东渡,其中就包括鲁迅、郁达夫、陈独秀等人。最近历史学家冈田英弘提出,清末民初的中国是“日本化的中国”,这种表述固然略有夸张,但近代中国学习日本的影响长期被低估,的确是事实。
    “蜜月期”的转折点大约发生在1908年,即第二次桂内阁成立后。随着辽东半岛租借期的临近,“满洲进出”论开始升温。翌年在哈尔滨火车站,第一代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被朝鲜刺客安重根暗杀。中国读者对于伊藤的印象,恐怕就是马关谈判中那位咄咄逼人的日方代表,其实伊藤还算是日本政坛中的稳健派,对朝鲜的态度也较为宽和。这就是为何当时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评论伊藤之死“极端讽刺”,因为安重根的“爱国壮举”,实际上恰好替日本的强硬派除去了制衡力量,加速了日本吞并朝鲜的进程。
    1910年8月,在小村外相、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等人的推动下,日朝正式合邦。“现在日本已经变成大陆国家了,不久就能向满洲大量输送军队”,英国驻日使馆参事官朗博尔德(Horace Rumbold)在得知此消息后,在日记里预言日本即将成为下一个狂飙突进的德意志,而英国必须对之产生警惕,并重新思考“日英同盟”的地位。
    辛亥革命后,中日两国各自的民族主义兴起,而且相互摩擦激荡,愈行愈远。1913年,孙中山号召讨袁,“二次革命”爆发,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内战波及日本租界。8月至9月期间,在兖州、汉口、南京三地,先后发生了中国士兵殴打、监禁日本侨民的事件。尤其是北洋军将领张勋攻占南京后,纵容军队枪杀三名日本侨民、砸毁日本商店、侮辱日本军旗,更是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。
    在中国方面的历史记忆中,这三起事件并不重要,大多被一笔带过。但此事件在日本国内,却引发了巨大反应。最为活跃的是“对支联合会”的内田良平、川岛浪速、大竹贯一等人,他们猛烈批评山本内阁的“软弱外交”,反对“对中不干涉方针”。在野党的巨大压力,迫使山本权兵卫首相下台。4月16日,在这波浪潮中扬言“对于非文明的支那国民,必须直接出动军队占领其要害地区,再进行谈判”的大隈重信接任首相。
    大偎上台后不久,欧洲就爆发一战,新内阁迎来了兑现承诺,扭转前内阁“软弱外交”的最好时机。但在参战问题上,其实杂音也不少,比如明治维新元老山县有朋和松方正义、在野党领袖原敬等大佬都明确反对。在他们看来,如果贸然投入一战,进攻德国的亚洲殖民地,扩张倾向未免太过明显,必将恶化日美、日中关系。但大偎首相却力排众议,全力支持外相加藤高明的参战主张。
    其实早在日德开战之前,深谙中国政治的加藤便主张以后对于山东宜采取“避名就实”的方针:日本没有必要在胶州半岛驻军,完全可以把山东主权归还中国,只需换取青岛自由港化、给予日侨居住地的条件即可。加藤这一构想,与1年前中俄就两国就外蒙主权多轮交涉时,俄方的谈判技巧神似。台湾学者张启雄曾在《外蒙主权归属交涉》一书中曾指出,北洋政府多少延续了传统王朝的“中华帝国体系”式外交思维,对于边陲领土,更为关心的是维持名义上的宗主权,保全“面子”,至于实际的控制权达到几成,则是可以讨论的。
    所以加藤很可能是受了中俄谈判的启发,希望一战后通过归还山东、主动“示好”的方式,来换取更大的国家利益——延长满洲租借期,将日俄战争的胜利果实永久化,并进一步扩张至东蒙古地区。“正所谓百年树人,吾国于满洲则植有鲜血(planted blood)也”,在回国前与英国外相面谈时,加藤早已如是说。
    奈良冈认为,我们并不能将加藤简单看成一个执行内阁意志、技术性的“外交官”,他其实更像是一个高瞻远瞩的“政治家”,从背后推动着“二十一”条的成型。日德开战后,不少中国人觉得日本动机可疑,当时蒋介石就曾发电报给孙中山,提醒孙现在列强无暇东顾,日本迟早要攫取山东等地。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看出加藤剑指山东,意在满洲的奇招。
    1915年1月18日,日本驻华公使正式向北洋政府提出“二十一条”,主要内容为:一、日本继承德国山东特权;二、扩大满蒙权益;三、中日共同经营汉治萍公司;四、未经日本同意,中国沿海地区不得割让给外国;五、聘请日本人为北洋政治、财政、军事顾问。大总统袁世凯对此大为震惊,次日火速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、外交次长曹汝霖、梁士诒等人商谈,决定采取反制措施:“日欲变我国为朝鲜耶?”
    奈良冈笔下的袁世凯,不但没有那么“丧权辱国”,而且可以说是外交手腕高超,迅速采取了最佳的应对策略。首先是尽量拖延。袁总统回复日方道,由于孙宝琦外长刚刚辞职,由陆徵祥接任,目前外交部门人事较混乱,必须等一段时间再给回复,结果一拖就是半个月。在这段宝贵时间里,袁一方面动员国内和国际反日舆论,另一面吸引西方列强的干涉,以制衡日本。
    十年前全程参加过《北京条约》谈判的袁世凯,明白加藤高明是想私下进行商谈,签完字后,再告知国际社会。但袁却反其道而行之,故意将内容“泄露”出去。在这方面,当时《大阪朝日新闻》的驻华记者神田正雄帮了大忙,他从曹汝霖处得到内部消息后,迅速将条约发回日本国内进行报道。对加藤外相来说,这不啻于是后院起火,打乱了他的布局。震怒之下,他责令《大阪朝日新闻》次日刊发号外,宣布之前日中交涉内容“与事实不符,一律取消”。但这已经于事无补,因为中国、美国、英国的媒体已经纷纷跟进报道,日本迅速陷于孤立境地。

    “冥顽不灵、毫无诚意的支那当局”,四月下旬,从《朝日新闻》的社论中不难窥见日本国内对中强硬论的沸腾。大偎内阁不得不一改其“和平谈判”的方针,计划增兵山东及满洲,以武力胁迫北洋政府。加藤高明也决定做出妥协,不但归还中国胶州半岛,而且取消条约的第五条。软硬兼施之下,北洋政府终于在5月9号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。但作为一个内部分裂的弱国,这样的结果,其实已经较为理想。除了袁世凯的手腕外,北洋外交家们可谓居功至伟。
    在北洋外交史的力作《被“废除不平等条约”遮蔽的北洋修约史》中,作者唐启华指出,虽然北洋内阁如走马灯似变换,但外交部人员相对稳定,且多为留洋精英,故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准,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。奈良冈此书基本可以佐证唐之观点。虽然此书的主要篇幅集中于日本国内的政党政治上,但还是能窥见陆徵祥、曹汝霖、梁士诒等北洋外交家竭尽全力,维持国家最后一丝尊严的苦心孤诣。总之,日本虽借“二十一条”达到了主要目的,但大陆野心也彻底暴露,此后对外扩张也一发不可收,用高桥义雄的话说:“实为外交术中最为拙劣者。”

(已发表于第776期《经济观察报》,转载请注明出处并取得作者或报社同意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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